“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信用缺失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家政服务员隐瞒真实信息、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甚至偷盗雇主钱财、伤害老幼病残等案件时有发生。部分家政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哄抬价格、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对于家政服务业存在的诸多乱象，《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直言不讳。

未来将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建立家政服务员信用档案，其中包括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民族、家庭住址、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个人信息、从业经历、培训情况、培训考核情况、消费者评价和投诉情况等来自家政企业的职业信息，以及商务部与公安部提供的犯罪背景核查结果信息。而家政企业信用档案则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商务主管部门的行政信息和其他部门的行政信息。

此外，将建立和规范家政服务领域守信主体“红名单”制度，加大对“红名单”主体推介力度，同时建立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加大对“黑名单”企业的监管力度。

“我们在招聘家政服务员时，会从三个维度进行背景调查。”基础信息维度主要是对家政服务员的身份证件加以核验，并要求提供体检报告等资料；社会评价维度则是通过客服中心对客户进行回访，了解其服务技能和服务意识，从而形成评价；公共信息维度需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看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尽管我们已经尽力去收集家政服务员的信息，也要求做到全程留痕，但还是会有一些情况难以获取和掌握。”穆丽杰指出，有关家政服务员的情况尚未在家政公司企业之间联网互通，导致很难了解其过往的工作经历，“家政服务员之前究竟在哪些地方做过，是否有过不良记录，都不太方便查实，这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隐患。因此，建立统一的家政服务员信用档案很有必要。”

信用档案要把握好度，建“红名单”要慎之又慎

在穆丽杰看来，《意见》中提出的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是非”界定，“可以把那些不适合在行业内服务的个人和企业剔除在外，但具体如何操作和执行，还需要细化评价标准，确保公正合理。比如，达到哪些指标可以列入‘红名单’？违约行为达到什么程度将被列入‘黑名单’？这些环节都还要有配套的解释和说明。”

穆丽杰还表示，信用档案的建立固然能够为家政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查询的便利，但也要考虑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对哪些信息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还有待商榷。”

在这方面，北京家政服务协会顾问、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也颇为认同，“我们一方面希望信用档案尽可能完善，并且联网可查，但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度’，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让家政服务员承担过多的信息暴露风险，而是重点将有不良记录的个人和企业排除在外。”

她表示，信用档案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消费者评价和投诉情况，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也不排除有恶意诋毁，可信度方面就无法保证。”相比之下，她更倾向于关注处罚记录，“包括公安机关的拘留处罚，也包括家政企业或行业协会的处罚，把这些出具过的处罚记录放上去，会更加有凭有据。”

同时，刘明辉还指出，建立家政企业的“红名单”要慎之又慎，“通常情况下，行业协会都是忌讳表彰的，因为很难做到真正公平，而‘红名单’一旦存在，也可能带来权力寻租的问题。”

除了建立家政服务业的信用体系外，刘明辉认为，提高家政服务员的社会地位同样很重要，“尽量不要再用‘保姆’这种歧视性称呼，而是叫‘家政服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职业化管理，公众也要尊重这种职业。在职业培训上，不仅培训专业技能，还要传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信用体系相关教育。”